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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又一春

报禁未开,报纸已死。
— 吴婧

发轫

“打死老虎有两种读法:打──死老虎,打死──老虎。”2015年夏天,北京一家川菜馆,王克勤将右拳攮在左手掌上,面前那盆毛血旺的水平面陡地上斜。

六十年代生人王克勤是中国著名揭黑记者,1989年入行,从业二十多年。他揭过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也曝过山西疫苗乱象。仅2001年,就有160多名涉黑人员因他笔下的报导锒铛入狱。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老虎”代指“贪官”。近两年,各家媒体的调查报导都大幅“缩水”,唯剩下对落马贪官的报导。在王克勤看来,这些报导不过是“家长布置的作业”──追随着中央的反腐动作,将拳头对准“死老虎”。

王克勤依然感恩十年前做调查报导的好时光。2002年,他在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时报》任记者,月薪两千块,用半年时间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状况,写出三万多字的报导。报社为他腾出版面,全体编辑盯版,全体编委签字,出了事一起扛。“整个报纸一半是我的报导,(这)是什麽概念?”

那时新闻报导对现实的影响像刚出锅的炸物般乾脆。文章发出後,中央批示要改革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

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标准接轨丶建设一个更透明开放的社会成了时代主旋律。

“那个时候中国人有共识,应该做调查报导。”传媒学者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回忆说,2004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开播十周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丶分管宣传系统的李长春去视察,鼓励《焦点访谈》两天做一个调查,“一年三百多期,那就是一百八十个啊!”此前,李鹏丶朱熔基丶温家宝三任总理曾先後视察过《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并不以“调查报导”来形容自己,在官方媒体看来,这是西方新闻用词,而他们更常使用的说法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自上而下”的──即通过影响决策层带来改变,但它折射出本世纪初,执政者一定程度的自信和包容。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执政者有很强的动力希望改善制度上的漏洞,也希望媒体对地方上胡作非为的官员进行制衡。”凤凰网原创内容总监陆晖曾在《南方都市报》担任深度新闻部主任,在他看来,当时执政者对调查报导的定位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市场化媒体的作用是“帮助党改善统治”。

这一定位构成了中国调查报导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

1998年,出生於新闻世家的胡舒立在北京创办《财经》杂志。《财经》挖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肿瘤”,曝光那些导致“病变”的利益集团。2001年,《财经》发表《银广夏陷阱》,揭露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业绩造假,这类会影响到“金融稳定”的选题是中国媒体此前难以碰触的。报导发表后,银广夏被中国证监会摘牌。

这一年,时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展江创办“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每年一度,广邀海内外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探讨新闻舆论监督一年来的收获和亏欠。他坦言,举办研讨会是受了胡舒立及其团队“揭黑报导”的影响。

2003年,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下称“南都”)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写了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送至收容站後遭毒打致死的故事。报导引发了全国对收容遣送制度的热议,在律师丶媒体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们收到了“胡温新政”(即2003年胡锦涛丶温家宝上任後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的第一个“礼物”──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业界普遍认为,这篇报导开启了中国调查报导的黄金时代。

这一年,王克勤以及报导“孙志刚”事件的南都记者陈峰,皆入选中央电视台“中国记者风云榜”。八位获奖记者里,七个做调查报导。

黄金时代

南都隶属於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称“南方报业”),“同门兄弟”有《南方周末》丶《21世纪经济报道》等。

扎根广州的南方报业属省级党委机关报,但党报的身份并没有绑住它市场化的脚步。相反,临近港台文化的传媒商业化经验,却为广州的媒体脱离单纯的宣传机构“喉舌”定位注入新动力。

“当年广东有一个相对开明和包容的地方官员群体,这些官员的意识走在中国官场的最前面。”陆晖说,他曾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一些官员聊天,对方的开明令他惊诧。

与此同时,在很多南方报人眼中,南方报业的成功也与范以锦丶江艺平等一批开明丶有担当的领导层有很大关系。“报社集团想把南都做成一个有独立立场丶媒体节操和好的市场反响的报纸。”陆晖说。

在这些人撑起的大伞下,聚集起一群并持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的年轻人,心是热的,眼是阔的。

有人从香港带回“政治禁书”——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在编辑部内部论坛里吆喝着“谁要复印请登记”。凌晨1点多下了夜班,十来个人聚集在报社附近的“老四川”餐馆里吃宵夜,聊版面丶聊选题,聊《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直到天明。

2005年,23岁的年轻记者龙志从湖南的一家地方报纸辗转加入南都。他记得每周二,分管深度新闻的陆晖会把《华尔街日报》优秀报导和普利策获奖作品列印出来,发给记者一起讨论学习。

陆晖对调查报导的文本有着极高要求。2007年,龙志写一篇关於无锡太湖水污染的报导。第一稿七千字,陆晖说写得太枯燥。龙志重写了第二稿,还是七千字,陆晖说写得太花哨。龙志於是将那年代流行的社交媒体MSN签名档改成“一稿枯燥,二稿花哨”。

多年以後,他们中的不少人回忆起在南都做调查报导的日子,都会用到“纯粹”这个字眼。陆晖记得,当时的深度新闻部被其他部门称为“仙境”,年轻记者们都渴盼登上通往仙境的云梯。

“早期大家都是以做调查报导为荣,以采访猛料为荣。”2002年,23岁的左志坚加入《21世纪经济报导》。办公室买了两张床,记者们经常通宵赶稿,累了就睡在办公室。“工作很容易让人上瘾,跟吸毒一样。”

左志坚至今记得,自己2002年见习期间在《21世纪经济报导》发表的报导《李嘉诚上海码头危机》,揭开和黄集团同上海港的“恩怨”。文字的影响力是那麽真切,一千多字印出来,和黄股票跌到当年最低值。不少人打电话到报社,抱怨买不到当天报纸。第二天,香港《信报》于头版转载了全文。

“那个时代一稿成名。”2007年,24岁的记者庞皎明在《中国经济时报》报导高铁使用假粉煤事件一举成名。一篇有影响力的报导,就会令各种爆料和线索随之而来。有人通过朋友找上门,有人直接拜访报社,还有人将线索和期待放进牛皮纸袋子寄给他。

4年後,庞皎明於2011年在财新《新世纪》周刊发表的《邵氏弃儿》亦来自一个线人的爆料。报道揭露了湖南邵阳的计划生育部门为了收取罚款,将超生丶非婚生或收养的婴幼儿从父母身边夺走,强行送入福利院,统一改姓“邵”。福利院甚至与人贩子勾结,把孩子送入涉外收养管道,从中牟利。

“这里没有爆料者的利益,报导出来也不会提他的名字。”庞皎明解释“爆料者”的心态:“我知道你把一件事情掩盖了,我有种冲动把盖子揭开。”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认为,2003年左右也是中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时期。不仅仅有南都曝光孙志刚案,实质性推动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还有席卷全国的SARS公共危机,政府层面也公开承认要尊重公众知情权。“民众对於媒体的公器作用开始有巨大期待”,胡泳说,人们希望媒体不再仅是官方的喉舌,也能为民众发声。

传统媒体也浸泡在市场的甜蜜期中。那时南方都市报每一天的发行量有141万份以上,仅2003年上半年的广告收入就有5.1亿元。

“调查报导虽然不是直接带来发行量,但它树立的品格或品牌是可以转换成广告的。”陆晖说。当时全国各地的市场化报纸对此都有共识。

报社对调查报导的支持可以从采访经费上窥见一斑。2005年,刚加入南都的龙志按以前地方报的规格坐火车去采访,陆晖打来电话:“怎麽不坐飞机去!”

在陆晖看来,当时的记者不论是物质收入还是精神地位都位於社会的高层次。据一位曾在南都深度新闻部工作的记者回忆,2004年他以应届生身份入职,一个月能拿到8000到10000多元人民币,当时广州市的人均工资为2585元人民币。

江湖

自然,这段“黄金时代”并非一直“和风细雨”。

2004年,孙志刚案的报导令广东本地政法系统受到冲击,其报复性的举措,令南都总经理喻华峰丶总编程益中因所谓“经济作风问题”相继入狱,喻华峰甚至因此坐监四年。

翌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分别下发了《关於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正式封杀“异地监督”和“跨行业监督”。

禁止异地监督──即禁止一个省份的记者去另一个省份做负面报导,这是中国调查报导近年来遭遇的第一场霜降,它释放出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揭黑式调查报导已引起官方的警惕。

1980年出生的罗昌平先後在《新京报》丶《财经》任职,做过多起政经丶财经领域的重磅调查。回想起一开始在《新京报》做报导,罗昌平说,那时“根本不考虑禁令”。但“禁止异地监督”之後,他记得,新闻禁令出得越来越快。

就像一辆挂上档开跑的汽车,一脚刹车并不能完全抵消其惯性,这场霜降也没能冻住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调查报导。互联网加入了舆论变局。

在初生的网络世界里,新闻的传播难以遏制,各大论坛和知名博客不但成为爆料的集散地,亦为区域性话题发酵成全国议题提供了平台。

各个报社的调查记者们藉助互联网联结在了一起。中国幅员辽阔,地方报纸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反而,当重大新闻发生时,全国各地的记者聚拢在事发地,他们乔装打扮丶里应外合,突破地方政府尚不严密的媒体防御网,并迅速共用线索丶聚合资源。

我们共同的对手不是彼此,而是监管部门。”陆晖说。

2005年,时任《凤凰周刊》记者的邓飞组建了一个调查记者QQ群,取名“小刀”。小刀群很快达到了200名的人员上限,邓飞又申请了一个可容纳500位调查记者的超级QQ群,取名“蓝衣”。不久,“蓝衣”也满员。

在“蓝衣”群里,各类饱满多汁的料随着QQ头像的闪动在萤幕上爆开。“有人在群里吆喝一声:兄弟们,哪儿哪儿出事了!全国各地的记者就都跑过去了。”龙志记得,2007年湖南凤凰县在建的堤溪沱江大桥突然倒塌(事故共造成64人身亡,後被认定为“责任事故”),当地的记者立刻在QQ群里放料,事故现场随即被闻讯赶来的各地记者占领了。

圈子里衍生出一条默认的“行规”:A省记者爆料丶B省记者接手,市县级报纸难以吃下的题材让给胃口更大丶腰杆更硬的省级或全国性刊物,比如《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甚至给友好的境外媒体同行。

“那个时候署名没那麽重要。”时任《财经》记者的欧阳洪亮说,“大家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把事情发出来。”

蓝衣群孵化出一个臆想和现实交织的江湖。在那个江湖里,调查记者以兄弟相称,他们互通有无丶行动一致,希望用自己的报导行侠仗义。“走到哪里都有兄弟。”时任南都深度新闻部记者的庞皎明记得,他每去一个地方,当地的记者朋友都会帮忙找线索丶安排车丶请吃饭。

江湖也有“文人相轻”:六零年代生的王克勤被诟病为学养不深的草莽型记者;南方报业的报导被批评空有情怀;《财经》的稿子则被指为像图书目录一样乾巴巴。记者们一边惺惺相惜,一边相互嫌弃。这种相爱相杀折射出一个行业的生机勃勃,它释放的巨大能量也令当局惊惧。

2007和2008年,调查报导在这片大陆的多个角落扎根丶开花。除了《新京报》和南方报业这些资深“捣乱者”,全国性媒体《中国青年报》丶《财经》丶《凤凰周刊》也是调查报导主力,还有《东方早报》揭露三鹿毒奶粉的报导丶成都传媒集团《新生代调查》报导“蚁力神”非法集资事件丶河南电视台报导山西黑砖窑案等等。

“调查记者都拿着矛,把政府给包围了。”王克勤说,“政府说,这还得了!”

变天

2008年,多事之秋。

先是开年南方雪灾。三月西藏拉萨街头骚乱,以及四月北京奥运年在各地火炬传递风波,年轻人“反CNN”偏见报导的爱国热情高涨。

这也是媒体人陆晖眼中“变天”的日子。当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波及地区超过十万平方千米,近七万人因此丧命。

尽管地震初期中国当局对新闻媒体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但不到两周後,情形急转直下。救灾第一阶段结束,众多媒体将报导重点转向地震灾区的“豆腐渣”校舍工程,遇难学生家长们要求政府给说法。驻扎在震区的陆晖一天内接到上级的三个电话。第一个说,不要做负面报导,第二个说不要做报导,第三个要求记者悉数撤回。

“拔出萝卜带出泥。”香港资深电视新闻记者赵永和(化名)报导内地新闻逾十年。在他看来,很多突发事件一开始都能报导,但随着媒体越聚越多丶报导越来越深,碰触到新闻现象背後的权力丶利益链条时,地方政府就会伸出手将拔出一半的萝卜按下去,以防带出“泥”来。

更大的历史背景是这十几年来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的日益尖锐丶频繁,以及民间维权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丶越来越猛的维稳体制。“从1998年画一个很长的线来看,政治丶法制都处於恶化状态。”胡泳认为,附着在政治和法治之上的新闻必然难逃惨淡的命运。

而在北京奥运的“举国盛典”氛围中,多年来坚持市场经济丶法治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的媒体人,也发现自己与当下的“爱国主义”格格不入。网络上的“五毛”开始攻击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在陆晖看来,当局对市场化媒体的定性也改变了,这种改变宣判了南方报业的悲剧命运:“以前是小骂大帮忙的党媒,现在是颠覆党的敌人。”

一家媒体的兴衰依附在当政者对其的定性上,这也恰是中国传媒的悲哀和掣肘。绝大多数敢做调查报导并做出一点成绩的媒体,背後都有政府的势力站台。於是,当背後的势力决意离开时,媒体总是难逃被抽去筋骨的命运。

2008年12月,以开明丶有担当着称的江艺平被调离南都总编辑岗位。有见识丶有胆魄的管理层被更懂得顺应时世的人逐步取代,小环境急剧恶化。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记者至今记得南都某位主编在会上讲的话:“政府做得好,我们为什麽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表扬?”

选题的分量开始滑坡。“我们以前做贪官报导,部长也能做,後来部一级的都不能做了,人事任免丶异地监督也不能做了。”左志坚说。

背靠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丶由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之子王波明担任社长的《财经》,空间也遭到压缩。“很多稿子都要磨。”2009年,罗昌平在《财经》做副主编。他揣测着“上面的意思”,一次又一次无奈修改被毙掉的稿子。“大环境绷得非常紧,不是你通过努力丶技巧能破解的。”

在陆晖看来,2008年是彻底上冻的一年,之後虽然也有不少优秀的调查报导发表,“但那都只是余波了”。

严冬

对不少中国的深度新闻从业者来说,2013年是从“初冬”转向“严冬”的一年,这一年距离2003年“孙志刚事件”刚好过去十年,中国调查报导走进一个悲哀的轮回──回到起点。

到2012年,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被贴上封条。展江说:“研讨会本身就反映出中国调查报导的艰难。”

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在出刊前遭强行修改,将原本呼吁宪政的内容漂染成对执政者的歌颂,修改过的文章甚至出现了低级的事实性错误。

次日早晨,曾在《南方周末》工作的50多名编辑记者连署发表公开信,要求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庹震引咎辞职。

庹震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在2012年5月空降广东後,对南方报业实施了空前的压制。据《南方周末》员工在抗议公开信披露的资讯,《南方周末》每期新闻选题都要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後才能采写,重要报导和社评更是要宣传部审阅後才能刊出。据公开信的统计数据,仅2012年《南方周末》编辑部被改丶被撤稿件就达1034篇。

原本隔在宣传部门和媒体之间的那层纱被彻底撕破。如果说此前宣传部门是通过行政指导丶施压编辑部来控制媒体,在“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宣传部门直接授意总编改稿的行为已破坏了多年来的“行规”。

胡泳认为,“南周事件是十年来中国媒体在空间越缩越紧丶枷锁越戴越牢的环境下,零星的抗争丶郁结的悲情的一次汇总式的爆发。”

整件事以《南方周末》全面败落收尾,庹震非但没有下台,还在2015年7月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张永和认为,“南周事件”恰恰成为庹震的一大政绩──“打压舆论有功”。

这种打压并非个例。

2013年4月,和《财经》同门的《Lens》杂志发表《走出“马三家”》,揭露辽宁一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黑幕,被吊销刊号。再次面世时,《Lens》净身为一本文艺杂志。“打断了一条腿,”马三家的作者丶时任《Lens》主笔的袁凌说,“只剩下小清新了。”

“这是一把终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胡泳说,国家把握着媒体的准入许可,如果媒体不按照其曲调起舞,这把剑随时可以斩断媒体的命脉。

2014年9月,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导》同门网站)被曝以负面报导要挟企业,敲诈数亿元广告费。南方报业核心人物丶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等30多人被捕。这样的消息令公众也开始失去对新闻行业的信心。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沈颢认罪的画面,21世纪网被吊销资质,南方报业派驻工作组进驻21世纪报系进行“全面整顿”。

一同被“整顿”的,还有媒体人的颜面和信心。

在不少报社内部,“小环境”亦逐渐变质。调查报导容易“捅篓子”,出了事主编轻则写检查丶重则被免职。王克勤的报导曾先後摘掉三个总编的乌纱帽,但并非每个总编都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总编有的是办法不说不做,但可以达到不做的目的。”某报社编辑透露,除了毙选题,总编会拖着他的稿子不发,或者要求他去问官方的态度。“一问,果然毙了。”

压力亦在挤压个体记者的生存空间。从2007年到2013年间,庞皎明以不同的笔名辗转於《中国经济时报》丶南都和财新《新世纪周刊》。这些伎俩自然逃不出中宣部的眼睛,在《新世纪周刊》发表《邵氏弃儿》後,领头人胡舒立遭遇压力,庞皎明再次更名,最後选择了投奔香港。

禁令

施加在媒体身上的管控更加严格丶技术也更加精致。

“以前维稳是反应式的。出现一个事情,媒体去报导,各级官僚会努力控制事情的扩散,这是反应式的过程。”胡泳说,“现在反应过程不存在了。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禁令马上会下来。”

2010年,王克勤揭露山西疫苗变质导致儿童残障甚至死亡,国务院网络舆情控制中心下令所有网媒删除该段报导。

2014年除夕,上海外滩发生致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网媒被禁止将踩踏事件放在头条。

据国际记者联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政府针对具体新闻事件下达的报导禁令达62条。2010年,这一数据升至88条。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分会主席胡丽云表示,88条禁令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给媒体造成的後果是,决定是不是要去的时候,就考虑到禁令。”《中国青年报》前特别报导部副主任刘万永说,现在调查报导不仅是没人写,到现场去的人就很少。

持续高压和频繁禁令像是勒在媒体头上的紧箍咒,越挣扎越疼,比疼痛更可怕的──是条件反射般的自我审查。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候车室被民警开枪击毙。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升温,但除了《财新》丶凤凰网等少数媒体发出原创报导外,沉默的大多数媒体只是转载了中新网等官方媒体的报导。

5月11日,胡泳在个人微博上发出质问:“奇怪严肃媒体关於庆安枪击案的报导为什麽那麽少”?

几年前的“一呼百应”变成了“一潭死水”,江湖分崩离析。

同年6月1日,“东方之星”客轮在湖北监利县水域倾覆,造成442人死亡。船难发生不久,禁令尾随而来──各家媒体召回派出的记者,统一用新华社通稿。

据张永和回忆,禁区设在事发地一公里之外,现场站满了武警,根本无缝可钻。一家门户网站的记者携带无人机赶赴现场,被告知不准使用,记者还看到专门针对无人机的干扰器。

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张永和遭受的约束比他的国内同行少一些,但他依然感觉到这几年气氛的明显变化。“采访比以前难做了,受访者特别谨慎。”张永和以“东方之星”事件为例,遇难者家属被统一安排在一个地方,有专人看守,记者想要进去采访,先得登记家属的姓名。“这样谁还敢接受采访?”张永和说,“他们只会说感谢国家感谢党。”

压力之下,更有媒体将原本的问责报导转化成歌功颂德或煽情渲染。442条生命沉入江水後,读者在媒体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生为国人,何其有幸》丶《世界透过沉船事故见中国决心》丶《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

如今,留给中国媒体的调查报导选题,似乎只剩下反腐这一项。资深媒体人宋志标在《2014新闻业观察报告》中说:“回顾2014年的传播议题,反腐是一个相当诡异的重要内容。大众媒体在这个方面完全丧失了主动性,成为“枪”,服务於背後的教化势力。从硕果仅存的财新到纷纷党化的市场化报纸,概莫能外。”

冲击

伴随着大环境的坍塌,调查报导亦遭遇了来自新媒体的冲击。

在庞皎明的记忆中,以前“很多题材是可以捂住的,我们让它慢慢发展,然後再做。”

但微博和微信迅速缩短了一个选题的保质期。调查报导发展的十年间,纸媒和网媒完成了角色互换。陆晖记得,一开始是由纸媒引爆话题,然後网络再跟进传播。那时记者做出一篇报导,第二天都要去看各大门户网站转没转丶跟帖多不多。

到2008年左右,网络承担了引爆和挖掘话题的工作,华南虎事件(2007年,陕西林业厅公布猎人周正龙拍到近乎绝迹的野生华南虎照片,激起各方质疑,後被证明照片系伪造)丶郭美美事件(2011年,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在微博上炫富,引起网友对红十字会的广泛质疑),都是先在网上热起来,然後纸媒跟进报导,再通过网媒扩大传播。

2013年雅安地震,用陆晖的话说,“已经没什麽纸媒的事儿了”。网络引爆丶网络核实丶网络传播。

“现在地方政府变聪明了,24小时内会释放基本资讯。”罗昌平说,“评论的人基本上都评论了两遍,报导才出来。”

南都深度部主任王莹曾以2014年浙江奉化塌楼事件为例,讲解纸媒的被动局面。事发後,南都派记者去现场,但未等记者发回稿件,他所搜集到的资讯早已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等他写好深度报导,整件事已失去热度。

报禁未开,报纸已死。依附在传统媒体上的调查报导和纸媒一起跌入深渊。

失落

愈来愈多的人选择离开,去新媒体丶去做公关丶去创业。2014年,仅南方报业就流失了202名采编人员。“我所在时候南方报业的骨干,基本都走光了。”陆晖本人则是在2009年离开南都。

“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没有办法获得回报。”2012年,左志坚辞去《21世纪经济报导》新闻总监的职位,转身创办了阅读平台“拇指阅读”。

2011年,互联网广告收入首次超过全国报业广告收入之和。报纸广告收入从此连续四年遭遇滑坡,2014年的下降幅度更是达到15%。然而,报导做不了丶发不出,比这更大的打击是──他们发现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报导而发生改报变。

“我24岁报导湖南嘉禾拆迁事件,十年以後那个事没有任何改变。”如今创业做了消费品质检网站优恪网CEO的罗昌平说,“有时候想想你做的东西到底有多大作用?安元鼎丶马三家,有改变麽?”

(注:嘉禾拆迁指湖南嘉禾县野蛮拆迁事件,被媒体曝光後,当地县委书记等人被撤职。但中国各地强拆事件仍此起彼伏。安元鼎是北京一家拦截丶关押丶遣返上访者的公司,媒体报导後,该公司被立案侦查,後被媒体发现其换了个名字“重操旧业”。)

调查记者的精神鸦片灰飞烟灭,做调查报导的老牌媒体话语权急剧蒸发。除了几乎“空巢”的南方报业,《中国青年报》丶《北京青年报》和《京华时报》的深度报导部先後被撤销。

从前活跃的“蓝衣”QQ群,伴随着QQ的衰落一并消沉,鲜有人在上面放料丶讨论选题。和这片土地上的成千上万个QQ群一样,蓝衣群沦为段子丶养生建议的集散地。龙志说,群里仍在做调查记者的人所剩无几,而欧阳洪亮已经很久没打开过蓝衣群的对话框了。

不少“线人”向罗昌平抱怨,十年前他们反映一个事情,媒体好歹还会关注一下,现在,媒体只盯着反腐。

年轻的记者涌进来,这一行永远不缺新鲜血液。但在罗昌平看来,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并不真的能理解周永康案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对复杂的情势,经验和分析能力是他们的短板。

经验或许是可以後天弥补,只是如今媒体氛围似乎也不一样了。刘万永记得自己刚到《中国青年报》时,大家都争着发头版头条。“现在的小孩根本不考虑这个,他觉得没意义。”午饭时同事之间的话题亦从新闻选题变成了创业和股票。

“当今搞调查的,只有卓伟到处在讲我要挖掘真相。”刘万永呵呵一笑。卓伟自称“中国第一狗仔”,常年揭过各路明星的劲爆八卦。

救赎

2013年网易举办“深度报导十年论坛”,展江在会上提出一个抢救计划,要把40岁左右以内的报人或传统媒体人输送到新媒体去,以其他名目来做深度和调查报导。

资深记者袁凌觉得很遗憾。当时调查记者被焦虑灼烧得快要熔化了,网站却迟迟没有接手,等这些网站回过神来时,不少记者已经离开了。

“留下来稍微等一等,可能春天还会到来。这个严冬的时候,纷纷跑了。”他说。辗转多家媒体的袁凌如今是《凤凰周刊》主笔,同时为多家门户网站撰文。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媒体人分析说,这两年来,各大门户网站也开始加强原创报导,每个网站都有十几个人组成的原创部门,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也会派人去现场,类似腾讯的“棱镜”丶网易的“路标”等开始主攻调查报导。“你会发现门户网站正在向过去的纸媒靠拢,它足够有钱,它会拿出一部分资源做高端报导来吸引高端读者。”他说,“大家很清楚这块没有流量,但是没关系,也要做。”

网媒看上去开始接手调查报导,但距离袁凌口中的“春天”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尽管和纸媒相比更灵活丶更有资源,戴在网媒头上的紧箍咒却并没有放松分毫。

2015年6月,湖南一女官员陪市长等高官喝酒,醉酒致死。由 《财经》杂志母公司财讯集团联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阿里巴巴新成立的无界传媒跟进做了一个调查报导,罗昌平在微信上转发。“转了三万多就全部都删掉了,那真是尸骨无存。”

7月,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发表对三峡大坝的调查报导。主笔记者用一年时间走访三峡沿线,结合图片丶动画丶视频及三万五千字的叙述,揭示大坝对环境丶生态丶人文和居民生活的影响。报导发布七个小时後被封杀。该报导的记者发了一条朋友圈:“历时一年,行程万里,存在七小时。”

被删除被禁止传播,像是中国媒体人不得不面对的天命。

前面有公权力挡道,後面有商业市场的压迫,调查报导在中国还有生存之路吗?前记者丶现在的互联网创业人左志坚认为:“应该交给一个专业的NGO来做,不图商业回报”。但中国有这样的环境吗?

一些人开始尝试自救。2013年,原《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剑锋在网上发起众筹,希望筹集25万元支持自己进行调查报导。第二年,他因个人健康原因终止项目,开始陆续偿还款项。

2015年,原《华商报》知名记者江雪成为一名独立记者。7月16日,她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雪访”上发表了第一篇报导,讲述传知行案的知名NGO创始人郭玉闪的太太阿潘探访监狱故事,结果一天内收获1700多个粉丝和2000多元粉丝“打赏”的稿费。很快,文章在微信平台上被删除。

在这些挣扎丶自救之外,还有一个“平行世界”。一些记者留在供职多年的媒体机构,继续专注做调查报导,这是一个很小的人群,就像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乐团演奏家,在即将倾覆的甲板上专注演奏。

彭清河便是其中之一,入行十几年,他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啃的是最硬的“骨头”,出差动辄长达两个月。他用“杀手”来比喻调查记者:“长期做调查记者就像杀手一样,游离於这个社会和朋友圈,得耐得住寂寞。”

彭清河曾在汶川地震前线驻守整整一个月,也曾在深夜里乔装打扮去探访敏感人士。“调查记者接触的全是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对人的心理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折磨。”彭清河说。

他鲜少接受访问,家里没有网络,也很少使用电话。调查记者容易出名,也容易将名声变现,但高调会给工作带来更多阻力,他因此选择蛰伏。

学者展江说:“这是中国调查报导最差的时候,也是最有希望的时候。

作为仍然奔跑在一线的调查记者,彭清河对此表示认同,“这是中国急剧变化丶矛盾迭出的时代,这个时候你不记录的话,以後就没了。”他说,“可能最尖锐的东西,也只有调查记者能做吧。”

(应受访者要求,张永和丶彭清河为化名)